这两天在上汪曾祺先生的《胡同文化》，与其说是一篇序言，倒不如说这是一篇优美的散文。每每独到汪老的文章，总会想起他满头的白发，想起他满额的皱纹，点起一支烟，让你看到一张沉思的脸。
我不配当语文老师，因为在进大学以前，我甚至不知道中国有个作家叫汪曾祺。老先生告别世界的那一天（1997年5月16日），我正在拼命备战中考，毕竟对我而言，那是人生第一个重要的关卡。转言之，即使我不备战中考，在我们那所穷乡僻壤的小初中，也不会有人关心汪老辞世这条新闻，因为估计在我们的语文老师中，也没有几个人知道汪曾祺。（那时候我们这样的乡村初中，正规大学毕业的老师还不是很多，多是改革开放初期代课，然后慢慢转正的，好在教书是经验活，而且语文又是能很轻松地跨越最容易教和最不容易教之间的鸿沟的，于是那些老师们，凭着自己的敬业，边教边学，这么些年的讲台也站下来了，然而，汪曾祺，在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中大概是不需要的。）
第一次看到汪曾祺的时候，我已经是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学生了。那时候，我是被调配进中文系的，因为学外语才是我的第一选择（已经教了4年语文了，但回想起当时被调配进中文系，至今耿耿于怀，似乎有些不太爱国的嫌疑）。于是我发现在中文系的课堂里，我经常脱节，比如文艺理论，我就常常听得一头雾水，外国文学，水平不怎么养的老师和水平更不怎么样的学生搭档，成绩之惨不忍睹可想而知……于是我读不懂那些充满着各种文艺理论流派的典型特征，充满着各种文学表现手法的“经典之作”，但是读汪曾祺先生的文章并不要求你有多么身后的文化素养和文学修养，于是像我这样误打误撞而进中文系的人，自然就会喜欢上他。
如此评述，爱挑刺的人会说我在变相指责汪老先生的文章浅于文化，浅于文学，非也！老先生深谙中国文化，在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史上，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个科班出身的作家之一（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均非科班出身），而且师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量级人物——沈从文先生。汪曾祺先生自己就曾有过这样的表述：“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因为在当时的西南联大，确实集结了一大批在文学文化研究领域首屈一指的大家，朱自清、罗常培、闻一多、王力、陈梦家、唐兰、金岳霖等都曾是汪先生的老师，他们，为汪老的成长成名奠定了深厚的功底。
